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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伟大的读书人

什么是以布衣之身干天下?如何以布衣之身干天下?这是两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且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定位之后无可避免的问题,作为一种逾越不去的困惑,它们曾经深重地纠缠、困扰了我许多年,直到在忽然的某一天读懂了管宁。
第一次接触管宁,还是来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德行》中有一则众人皆知的故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这则故事里的管宁,给人的印象是不论做什么事都心宁如一、专心致志,但对人要求过于苛刻,似乎患有精神上的洁癖,未免有忌人过甚之感。近来读到陈寿《三国志》中的《管宁传》,才感觉到很长时间里都误解了这位伟大的读书人,心里抱愧不已。

管宁生不逢时,正赶上三国末年的动乱。但他“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以其高尚的品格闻名当世,更被后人称慕不已。
管宁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他的品德影响是建立在他的读书的基础上的。翻遍整个《三国志》,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要么在频仍的战乱中苟且偷生,要么乘着世乱四处奔走,想着成就一番功业。而管宁给人的印象,则是他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是为了寻求一处可以安静读书的场所,随着他由读书萌生出来的精神气度却营养了一方。
黄巾起义之后,东汉军阀割据,天下纷乱。管宁听说公孙度在辽东礼贤下士,招募人才,就和邴原、王烈来到了辽东。公孙度对待他们很是重视,为他们设馆等候。应该说对于当时怀有抱负的读书人,这是一次极为不错的机遇。小者,可以辅助公孙度安定一方百姓;大者,可以佐助公孙度称雄一隅,跃马中原。但管宁志不在此,在见过公孙度以后,他并没有积极地投入到公孙度的政事中去,而是到山谷中结草庐居住。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无处不乱的天下,管宁所求不多,只是愿意寻找一处僻地安静读书而已。否则,以他当时的名声和公孙度对他的态度,做官谋财如探囊取物。与管宁一样,当时也有许多人避难到了辽东,但他们心思不属,一直想着回到中原去,为了方便有朝一日的返身,他们大都住在郡南,而管宁却偏偏住在郡北,丝毫没有再次迁居的表现。这种姿态是一般人难以具备的和理解的。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最为重要的就是一颗安静的心灵。心灵时刻处于反复不定、顾虑多重、朝三暮四的境地,那么,读书也就难以进入崇高的境界了。时势纷乱,人心不稳,四方烽烟,哀吟遍地,知道自己的能力与志向所在,然后恒于一心,专心读书。这是一种极为泰然、极为高贵、极为难得的读书行为。受到他这种读书行为影响的人们,感受到那种淡泊中透溢出来的“确然不拔”的气概,似乎能从嚣乱中品出祥和来,从纷扰中尝出安定来,于是,渐渐地也迁移到了郡北苦寒之地。——一个读书人的伟大品质就从这里显现出来,在混乱不堪的世道里,他能让人心稳定下来。他犹如一艘不沉的船只,让那些漂泊于黑暗笼罩的海上的人们感受到脚踏实地的安适。一方诸侯,一位霸才,一个州牧,竭其心力让百姓得到的是生活的安宁、粮食的丰足,但一个读书人,则在闲庭信步的阅读中让人们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和平,一种内心里的指归。

管宁以自己的淡泊与闲雅而名闻天下,后来,曹操这个重视人才的人屡次召见他去做司空,但公孙康却不放行。当时军阀混战的局面暂时得到缓和,中原为之而安定。人们纷纷离开辽东回到家乡去。但管宁志不在此,仍是避居辽东专心读书。魏文帝曹丕黄初四年,下诏公卿们推举那些特立独行的君子,当时担任司徒的华歆推荐了管宁,此时的管宁才带着家人回到中原。回来后,他在山坡上建起一座小楼,整日闭门攻读,勤奋著述。曹丕下诏让管宁担任太中大夫,管宁坚决不干;等到明帝即位以后,太尉华歆逊位让管宁,青州地方官设大礼迎接他,管宁却仍是托疾不出。正始二年,又有许多人推荐他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管宁八十四岁的时候去世,一生都没有放弃读书的习惯,一生都视当官为浮云。
可以说,管宁的一生,就是读书的一生。作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在乱世中,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宁静的心。这样来看前面《世说新语》中的那则故事,我们就明白了。他倒不一定有多么厌恶华歆的行为,而是看不起华歆做事不专一的行为方式。一个读书人,种菜时便视种菜为唯一,读书时便视读书为唯一。心,忽焉在此,忽焉在彼,不能精骛,那是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的,而一颗容易受到诱惑的心灵也就容易被功名利禄所左右,失去了读书的终极目的,只会成为一个沾满俗气的性灵。

管宁读书的意义是重大的。在那个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时代,许多的英雄人物粉墨登场,有的为了个人的前途,有的为了称雄一时名垂青史,有的为了安抚百姓,成就功业。但很少有像管宁这样以读书干世的人。以读书干世的人,同样以天下为己任,但这份责任显得更为重大。中国历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死人那是常有的事,战争那是常有的事,动乱那是常有的事,对于几千年不断行进的历史,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都不是最为重要的。人死了,还可以再生;田地荒芜了,可以再种。但如果天地为之存在、宇宙为之充实的根基不在了,那么,这个世界也就真正地倒塌了。而管宁通过读书,实现的就是这一宇宙的目的。
管宁读书并不是闭起门来一味地不理外世、明哲保身,而是有着积极的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化育百姓,用礼教,用忠孝。这种目的是建立在读书的基础上的,所以隐而不见,它似乎成为读书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在那个衰乱的世道里,人心浮动,世人面临危难,都将古圣先贤的教训抛之脑后,礼义不存,廉耻沦落,管宁通过自己的读书接续了烈圣的道义,同时“与人子言,教以孝;与人弟言,训以悌;言及人臣,诲以忠”。他不像孟子,在面对战国那样的乱世时心急如焚,显得“紧张”(黄仁宇语),而是形貌显得恭敬,言谈显得柔顺,人们观看他的行为,觉得极为高远雅致好像永远达不到,颇有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仪态;人们与他接近,只感觉到他温润和蔼,没有一点疾言厉色的表现。他的教育人,充分体现了中国教育的“化”的境界——借着一些生活中的事情来引导人向善,凡是受到他濡染的人都受到深刻的教化。

陈寿是这样评价他的:“ 渊雅高尚,确然不拔。”“《傅子》曰:管宁是齐相管仲之后。在辽东因山为庐,凿坏为室,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因此公孙度安其贤,民化其德。”这些都要么是从管宁的行性方面、要么是从化育的内容方面来评价管宁的,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只有到了一千多年以后,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才真正揭示出管宁读书和讲书的重大意义。他说:
“管宁在辽东,专讲诗书、习俎豆,非学者勿见,或以宁为全身之善术,岂知宁者哉?王烈为商贾以自秽,而逃公孙度长史之辟命,斯则全身之术,而宁不为也。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舜、禹不以三苗为忧,而急于传精一;周公不以商、奄为忧,而慎于践笾豆。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其用之也隐,而抟挽清刚粹美之气于两间,阴以为功于造化。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

“由此言之,则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地,而宁持之也。宁之自命大矣,岂仅以此为祸福所不及而利用乎!邴原持清议,而宁戒之曰:‘潜龙以不见成德。’不见而德成,有密用也;区区当世之得失,其所矜而不忍责,略而不足论者也。白日之耀,非灯烛之光也。宁诚潜而有龙德矣,岂仅曰全身而已乎?”(《读通鉴论》
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管宁在辽东的时候,自己刻苦读书,然后给避难辽东的人讲《诗经》《尚书》的大义,让人们明确俎豆这样的祭祀的礼仪,不是真正的研究学问的人,他不会与之见面。有的人就认为管宁这样做,是在混乱的局势中保护自己的最好的办法,这些人怎么算是了解管宁的呢?与管宁相识的王烈,在辽东做一个商人自己糟蹋自己,为的是逃脱公孙度委任他当长史的命令,这可以说是保全自己的方法,这种做法管宁是看不在眼里的。天下一天都不能废弃的,是道;如果全天下都废弃了道,那么,至少在“我”的身上还存在。所以,作为一个君子,他一天都不能废止的,就是学习;舜帝和大禹都不把三苗这样的叛乱的部落作为忧愁的对象,而急迫地传授、传播“唯精唯一”这样的道德、治学、做人思想;周公不把商地和奄地两个不安定的地方作为忧愁的对象,而谨慎庄重地建立笾豆这样的祭祀礼仪。那些表现在功业上的,虽然显得很广阔广大但效果却很短;而那些存在于人心中和表现于风俗中的,虽然显得狭窄狭隘但效果却很长远。一天践行它温习它,那么天地的心就会存在一日;一个人听到了相信了,那么,人与禽兽的区别,也就从这一个人身上显现出来。它的运用是隐而不见的,但把它的清冽刚强纯粹美好之气收集施展,暗暗地对自然发生功效。作为一个君子,他用尽他的才能来使人道达到极致,来使人道得到充分实现,这是他的终极使命。有明达的君王出世,那么就通过这样的君王让这种思想得到广泛的实践,起到化育天下的大用。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君子处在天下分裂、人心暗昧的时候,自己独自把握上天的枢机来坚守一份实现的希望,力所能及地通过艰辛的争斗恢复圣贤的至道,这样做,功劳也是巨大的了。

由此看来,那么汉代末年的天下,不是蜀汉、曹魏、孙吴能操持把握的,也不是荀悦、诸葛亮能操持把握的,操持把握的人恰恰是管宁。管宁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可以说是极大了,怎么能把管宁看作是仅仅为了生活于乱世而为祸福考虑的人呢?邴原操持清议,管宁告诫他说:“从潜伏的龙身上你是看不出已经成就的功德的。”看不见已经成就的功德,却有着暗藏的功用;小小的当代的得与失,对于管宁,那是可以不放在心上的,可以忽略不考虑的。太阳的光辉,不是灯烛的光辉可以相比的。管宁确实是潜伏的有龙那样的德性的人,怎么能说他是为了保全自己呢?
王夫之这段精辟的议论主要说了这么几个意思:第一,管宁在辽东读书、讲学,有着重大的意义,绝对不是为了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第二,天下最不可废弃的就是先贤的“道”,在当时的三国混乱不堪的世道里,能坚守、继承、宣传这个“道”的,只有管宁;第三,作为一个君子,像管宁这样的,不能一天停止学习,原因就在于他的使命足够大,大到要坚守这个“道”;第四,管宁的作为有点像舜帝、大禹和周公,国家不宁、四方有乱是小事,而通过礼义廉耻、忠孝节悌这样的道德标准的建立而凝固人心,让人心归于“道”,才是最重要的;第五,一时建立的让人们仰慕的功业虽然看似大,但起的功用却比较短;而那些存在于人心中的、表现于风俗中的风气、好恶、崇尚、追求、理想、习性这些精神层面上的文化,看似狭窄却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民族最为长远的利益,管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第六,这样的“道”极为重要,它是天地的心,有那么一天坚守了“道”,天地就了根基;有那么一个人坚守了“道”,人再不至于沦为禽兽;对于一个读书人,这是他最主要的任务,而管宁就是当时唯一的这么一个人;第七,像管宁这样的人绝对不是独善其身,他的心里是装着天下的,自己坚守的“道”,倘若有能实现的一天,那就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如果在一个分崩离散、人心躁动的时代实现不了,也要努力地争取部分地实现,这是他的使命;第八,三国鼎立的时代,不属于那些割据一番的霸主,它属于管宁,是管宁操持着当时的天下使之没有沦丧到低靡不堪的程度,因为“道”就在他这一个人的身上;第九,一个时代的得与失、乱与平、分与合都是次要的,对于管宁这样的人根本就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他瞅准的目标足够大,这个目标就是让人心归于正道,让道存在于天下;第十,管宁深刻地意识到,这样的作为就像龙的行为,《易经》里说,潜龙勿用,潜伏的龙,它的威仪、它的德性、它的理想别人是看不到的,但它却暗暗地发挥着作为一条龙的作用,越是大的德性越只在潜移默化中起作用,越不能为人所觉察,而管宁默默地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王夫之对管宁的评价可以总括为一句话:在世乱时易、道德衰微的时候,一个有着宏大抱负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着自己卓而不群的方式,他不随波逐流,而是担当起整个天下道德的承继、重建、传承的任务;尽己所能,能达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这不是问心无愧的问题,而是一种责任。
管宁读书播育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虽然世易时移,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中的理念还是值得我们今天汲取学习、领悟坚守的。
我们这个时代,从国家局势上来讲,与三国时代有着判然之别,是太平盛世,这是确凿无疑的;但如何避免人心的混乱、风气的浮躁、道德的沦丧、信仰的缺失、利益的至上、价值的堕落,这个问题却并没有过时。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物质文明特出地发展的同时如何实现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样,毫无疑问,就为教育提出了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教育应该担当起属于它的责任,不能急功近利,在注重于工业文明时代所需要的技术层面、工具层面上的人的塑造时不能忽略了道德意识、价值观念的建构。我们还是要继承传统教育中一些有益的因子。传统的教育,首先注重的是一个人的道德建设然后才看准这个人的知识、文化构成。这种教育方式当然是有其缺点的,比如道德至上限制了一些天才人物的诞生和发展;道德至上,无形中增加了教育的投资和历程;道德至上,对于教师的要求过于崇高而造成了教育领域诸多的虚伪表现;道德至上,出现了许许多多夸饰做作、欺世盗名的现象;道德至上,使教育难以得到普及,更难得到整合,从而影响了整个国度各个层面的发展速度,等等。但无论怎么看,它的积极意义远远地高于消极意义。它将教育的本旨归结于做一个合格、优秀的社会型人材上,使受教育者先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上有所担当,有所引领,而最终则使整个国家民风归于淳厚,人心归于正道,国本得以牢固。

教育不能成绩唯上,能力唯上,知识唯上,不能只注重学生的学业水平而将道德建设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一方面,道德建设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工作,而是贯穿整个教育始终的,突击性的培养不能说是适得其反,也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另一方面,道德的建设可以说是一件潜移默化的工程,靠那些花里胡哨、光怪陆离的手段是实现不了的;一方面,道德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一种隐性的东西,是靠显性的考察、强制的检测实现不了的;另一方面,整个教育质量的评估如果存在巨大缺陷,就会使教育工作者忽视甚至漠视了道德建设。那么,后果是怎样的?倘若忽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没有信仰的引领而极度地追求感官刺激,没有道德的约束而超越最基本的社会准则,个人利益至上而至旁人于不顾,基本的习惯存在缺陷而导致整个国民行为素质下降,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继续升高,不知孝道友谅为何物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置国家民族大义不顾而过度计较个人得失,苛刻地要求他人而不知内省,等等。是的,在社会浪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我们基本上算是响应了时代的号召勉强完成了工业文明时代对整批标准化的人才的需求,但倘若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人往深层考虑,应该会觉得我们还是要向坚实的普化的道德价值观念作为其厚重的支撑这个方向发展。这样,教育形势才不会等同于流沙上的城堡。

因此,作为当代观念纷繁、利益至上大潮下的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的读书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他刻苦地阅读书籍,从中汲取可供利用的营养,努力地提升个人意识,勤奋地进行自我修炼,争取把握教育的精髓,从而具备崇高的道德自觉,将自己的学科传授建立在这样的道德自觉上,然后通过特有的教育方式影响一代人。影响一代人,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但首先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在具备这样的意识之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退而求其次,影响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这个范围可大可小,大到一块地域,一所学校,小到一个班级,一个个体。
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他不能远离急功近利的教育现状,否则他的正常生存、社会地位都将会受到影响,更莫说从道德的角度来培育完整的灵魂了,所以,“道”是一方面,“术”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经”是一个方面,“权”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和最为世俗的评判,而事实也基本上可以证明,一个有着崇高的学术修养和道德修养的人,一个在学问和素养的路途上不断攀升的人,应对起这些世俗的评判来差不多可以做到游刃有余,虽然这种付出对于他是一件痛彻心肺的事情。他所拥有的教育,往往是道德与知识得到完美结合的教育,而这样的人倘若成为名师,一般的人是学习不来的。“术”的细枝末节可以从教学中观察得来,那支配着“术”的道,也就是与其自身存在融为一体的元素,那是学不来的。可惜的是,在一个信息发达的社会,各种方法甚嚣尘上,众人趋之若鹜,却将它的本源忽视了。这样,他存在的作用和意义也就得不到彻底的显现了。

他将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是一种圣者的孤独。他的思想不会被人彻底了解,他的作法不会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他会经常地与自己的内心作斗争——在这条路上,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往往这样的人,沉溺于自己的追求和思考,渐渐地会与其他人拉开距离,要么成为他人嫉妒的对象,要么成为他人排斥的异端;他不会过于重视各种荣誉和各种竞赛,不会过于重视那些显性的可供简易的评价的东西,而且有时他会从自己的创见出发过分苛刻地要求别人。从而,慢慢地成为一个异己——因为可实现思想的丰厚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他有点像郑思肖笔下无根的兰花了。但等到他得到足够的力量充实内心以后,他会显得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孤傲,不是清高,而恰恰是一种践行者必备的姿态。这种姿态有时甚至会与整个制度相悖反。有了这种姿态,他会远离低俗的评价,他会蔑视浅薄的荣誉。他的眼光直指着远方,直指着高处,甚至会超越时代关注整个人类全体,而浑然忘却了身边那些琐细的无聊。
他时常会感到痛苦和怀疑。毫无疑问,他的作为是收效甚微的,是见效缓慢的,甚至可以说最终的坚持换取的只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结果。现在的教育已经远离了封闭型社会中的私塾教育那种环境,它变得极为开放,极为广泛,一个人的坚持往往无疑于堂吉诃德与风车的作战。他利用狭小的阵地传授的东西,在变幻莫测、汹涌澎湃的社会大潮里,即使能掀起浪花也仿佛是转瞬即逝的,他倾尽全力实现的东西,在教育大环境里——这个环境无疑包括整个家庭气氛,整个社会构成,整个交际范围,整个文化背景,甚至渗透到可以包纳一个人的完全的意识形态——无论怎么看,都显得那么渺不足道,不值得轻轻一碰;无论怎么看,都显得那么弱不禁风,所有的付出,比不上街头的一个网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一个人却以抓住了教育之本——塑造完整的文化人格作为自己崇高的目标,在无数做着相同的事情的人的眼里,无疑要么他高尚得可鄙,要么他离奇得可怜,要么他特异得可笑,要么他高傲得可耻了。所以,他不得不时常地空出大量的时间来思考放弃与坚守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一个读大书的人最终也会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这个大写的人不但能战胜自己,也最终会战胜偌大的教育的惰性背景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那纷乱的三国时代,我不相信管宁没有进行这无数次的心理斗争,我不相信管宁不曾想到过放弃,我不相信管宁为了找到真正的上天赋予的位置而不曾焦灼过、痛苦过,但最终他将自己屹立成了一座灯塔。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

那么,等待这样性质的教育者的结局会是什么呢?他不一定会出名,在一个注重显性评价的社会中,他做的隐性的工作的命运早就注定了;他不一定会有很大的成绩,他做出的成绩在坚硬的社会需求的评价之下很可能很快便会烟消云散;他不一定会塑铸成功他的学生的灵魂,更莫说以这种行为来影响一方,进而影响一代了。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学生的兴趣是多元的,教育的内容也是多元的,他起到的作用只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这样的人,也就不太会宣传自己,也就不太会张扬,而显得低调,显得卑微,甚至显得有些胆怯。这样,无论怎么看,他很可能都会混同于普通教育工作者之列而很难看出有所不同。他的毫无表现似乎与管宁的有所表现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对天地、对人类、对精神世界做出的贡献却是等值的。因为在那一刻,在他生命的那个阶段,他站在了一定的高度上,用真正的教育情怀温暖过这块日渐冰冷的园地,而那个园地因为有了那一缕的温暖,而唤醒了它的种子。即使没人知道,但它却真实地存在过,这,人类不知道,但天地可以做证;这,教育不知道,但他自己的内心可以作证。
《后汉书》中说,“宁之亡,天下知与不知,闻之无不嗟叹。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斯人已遥,斯世已逝,不可接缘,只剩叹惋。“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古今同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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