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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厌倦,死之追问 -《奥义书》

“众所周知,我拥有大量的金子、牛、马、女仆、毛毯和衣服”。打开《奥义书》(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2版),以这样的话为开头的提问比比皆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会去哪里?”“您不要不舍得给予我更丰富的无限者和无边者”类似的疑问和请求。
  《奥义书》,又被称为“吠檀多”,即“吠陀的终结”。虽然它排在吠陀本集和森林书的后面,但它们的主题并不是梵书的继续或总结,而是展现对于祭祀和人生的另一种思路。如果说森林书探讨的是祭祀的神秘意义,那么,奥义书强调的,就是“知识之路”。通过知与识,探讨世界的终极原因和人的本质。
印度的吠陀时代时期是氏族部落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强,而形成了所谓的种姓制度。社会成员分成四种种姓:第一种姓婆罗门是祭司阶级,掌管宗教;第二种姓刹帝利是武士阶级,掌管王权;第三种姓吠舍是平民阶级,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第四种姓首陀罗是低级种姓,主要充当仆役。阅读《奥义书》,我们会鲜明地发现,这里没有吠舍和首陀罗的什么事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多是属于婆多门和刹帝利的祭司、君王、贵族和智者。“上智下愚”的思想,印度古代比中国古代还要厉害得多,严重得多。

这样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和思想,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这样的人,首先衣食无愁,不必为物质生活而劳碌,不必为谋生而奔波,社会财富大多集中在他们的手里;其次,他们生来就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形成了文明成果的专属,文化靠他们继承,也靠他们传播,但这样的传播在一定的时代是极为有限的,只限于固定的圈子之内;再次,由于权利和财富,他们高高在下,傲恃出身,而与下层社会有着很大的距离,他们在精神上有着天生的优越感。而与中国这块大陆不同,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自然赐予它的条件要比中国优沃得多,物质生产也方便得多,物产收获也丰富得多。那么,很显然,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居于上层社会的人们,他们享受、获得的,要比中国古代的普通贵族优厚得多,丰盈得多了。
一方面有着自然对待宠儿般赐予的丰饶,另一方面有着随之而来的优裕的享受;一方面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掌控着一个民族最为发达先进的思想;一方面掌握着祭祀的权利而成为与“神”最为接近的人,一方面渴望神秘的力量成为“我的生的安慰,也将是我死的安慰”。这中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肯定的了。那么,这联系又是什么呢?有学者提出,它就是对生命的“厌倦”。

对生命的“厌倦”,是一个沉重而幽邃的话题。关于这一点,叔本华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人,生来就是一团欲望,欲望满足不了,就痛苦;欲望满足了,就厌倦;所以,生命始终就处于痛苦与厌倦之间。与印度相比,我们的生命历程就要“痛苦”得多。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我们的先民始终处于艰难困苦之中。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瘠的生活资源,随之而来的因为争夺地区和利益而发生的频仍的战争,都对我们的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完全可以说,正是由于先天不足,使我们不能过度依赖自然而早早地走向了农业社会,以个人的努力来获取生存的资源;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逼压,使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团结凝聚的重要性,而早早地实现了大一统。相比印度富庶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要悲壮得多,顽强得多,坚韧得多。正因为这样,我们更为关注的,是现实,是现实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于是,相比印度那些关照灵魂的神灵,我们远古的“神”,带有很大的世俗性,曲折地反映着我们的坚强和抗争。那里有填海的精卫,那里有移山的愚公,那里有逐日的夸父,那里有补天的女娲。透射出来的,是一种与自然对抗的不屈,与环境斗争的勇毅。海与鸟,山与人,日与先祖,天与母亲,唯其不成比例,才更凸显出一种壮烈,一种崇高,一种伟大。我们也有祭祀,也有神话,也有祈祷,也有神灵,但不论怎样的祈求和期愿,都是面向现实生活和此岸世界。我们渴求的,是自然的恩赐,是风调雨顺;是战争的消弭,是河清海晏;是生命的延续,是子孙繁衍;是福祉的降临,是万寿无疆。“未知生,焉知死”,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不是我们不愿意思考、寻求彼岸世界,不是我们不愿意探索、深研人类的终极问题,而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身体”“性命”“生存”“发展”“家族”“后代”这些现实问题。中国诞生的唯一的宗教——道教,做的最大的文章,仍然是延续生命以享受世间之乐上。

翻看整个《奥义书》,对于印度的上层阶段,这些都不成其为问题,也就是说,他们都“满足”了。当一切物质上的需求都轻易地满足了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生之“厌倦”。对于婆罗门和刹帝利这样的阶层,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我要什么,有什么,那么,物质上的享受就不在话上,剩下自然是一个精神问题了。精神层面上的问题,也是分等级的。首先,对精神的追求,肯定与物质有着一定的矛盾,人,是欲望的动物,越想追求更高的精神问题,越要克服自己的欲望。所以,在《奥义书》里,相关的训示是极多的。“一旦摒弃盘踞心中的所有欲望,凡人达到永恒,就在这里获得梵”;“愚人们追随外在的欲望,自己投身张开的死亡之网”。其次,因为追求满足欲望,人,就具备了许多的“暗性”和“忧性”, 痴迷,恐惧,沮丧,昏睡,懒散,懈怠,衰老,忧愁,饥渴,贫乏,无信仰,无知,妒忌,残酷,愚昧,无耻,亵慢,卤莽,不平等,这些是暗性。内心渴求,爱恋,激情,贪心,伤害,欢爱,憎恨,虚伪,嫉恨,爱欲,不坚定,轻浮,迷乱,好胜,贪财,奉承朋友,依赖家庭,厌恶不喜欢的感官对象,执著喜欢的感官对象,言语尖酸,贪吃,这些是忧性。所有这些缺陷,都使人成为“装满财物的仓库”,而难以与至高的“梵”相谐和,难以走向认识“自我”的坦途。而且,为了世俗的欲望,人会制造许多的罪恶,这样的罪恶就会形成“业”。“因善业而成为善人,因恶业而成为恶人”。哪怕是人死之后,业还存在,在轮回转生中起着作用。这一点,被后来的佛教继承。佛教将轮回描述为“五道轮回”:地狱、畜生、饿鬼、人和天(神),后来加上了一个“阿修罗(魔)”,为“六道轮回”。倘若有罪业,转生为人与神尚不可得,更莫说“梵我同一”了。

既然产生了生之厌倦,那么,幻想的,就是永远地超脱。因此,对于这些对此岸世界产生厌倦的人来说,最理想的莫过于超越轮回,达到精神上永远的福祉。这,肯定就引向对世界终级原因的思考和追求。与佛教的“涅槃”不同,《奥义书》中求索和认知的境界是“梵”。梵是世界的本原成为其主导思想。而“自我”也常用作“梵”的同义词。也就是说,梵是宇宙的自我、本原或本质,而“自我”既指称宇宙自我,也指称人的个体自我,即人的本质或灵魂。梵是宇宙的本原,自然也是人的个体自我的本质。《奥义书》将梵和自我视为最高知识,知道了梵和自我,也就知道了一切。认识到梵我同一,也就获得了解脱。达到这种境界之后,自我进入梵界,摆脱了生死轮回,不再返回。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瑜伽”,则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身心的方法。
探讨梵的终极意义,是一件颇为艰难的事情。“它既动又不动,既遥远又邻近,既在一切之中,又在一切之外”。“不是这个,不是那个”,“这个不灭者(梵)不粗,不细,不短,不长,不红,不湿,无影,无暗,无风,无空间,无接触,无味,无香,无眼,无耳,无语,无思想,无光热,无气息,无嘴,无量,无内,无外”。所有这一切描述,都让人想到西方哲人眼中的“上帝”,尤其是斯宾诺莎心中的“自然”。它是至高的存在,只能通过思考而达到,只要你一用语言指称它,便不再是它。

这就是中国与西方、与印度文化的分水岭所在了。我们的哲人们也探讨“有”与“无”的问题。是先有“有”,还是先有“无”,还是“有”“无”皆有或皆无。我们也考虑到死后去向何方的问题,“蜉蝣掘阅,麻衣如雪。心之忧矣,于我归说”,但却只是提出问题,而没有刻意去寻找答案,最终还是转向了现实生存。我们的普通民众的认知更是远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甚至不去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我们是那么热恋着生,热恋着这尘俗的一切,而最终找不到一个终极的救赎。这是我们的悲哀所在,却也是我们的骄傲所在。我们很难对生命生出厌倦来,“活着就好”,“好死不如赖活着”,虽然有些许无奈,些许无助,甚至有些许无赖,但我们却成为了最为关注现实的一个民族。我们的愿望,在于后代的繁衍,在于家族的兴旺,在于青史留名,在于天下大同,在于活在别人的心中。这种道德上的追求,也具备着崇高的意义,也可以作为人生的终极依附。而最可怕的,莫过于将这种念想(信仰)也丢弃了,如果那样,我们会变得及时行乐,会变得得过且过,会变得不择手段,会变得物欲横流。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接纳与传承主要就在这个方面——精神的方面。它是法律解决不了的,也是规则解决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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