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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淖记事》读后感 -温馨的救助

每次读完汪曾祺的小说,都有一种感觉:适值江南深秋,草木萧疏,枫叶如丹,苇荻白头,一袭青衫,于萧瑟的晚风中坐于一古桥桥头,左手持一壶积年的黄酒,右手握一只烧鸡的鸡腿;就在那时,夕阳将最后一抹余晖照在栏杆上,而送它离开的,是一声淳厚而悠远的晚钟。
我的手边,有汪先生一本名为《菰蒲深处》的小说集,百看不厌。其中,就有作者的名篇《大淖记事》。
这篇小说是写爱情的。说的是在大淖的南岸,有一个废弃了的轮船公司,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西边的是来自其他县到这里做生意的,东边的则是世代相传的挑夫。西边有个英俊能干的小锡匠十一子,东边有个美丽灵巧的挑夫女儿巧云。后来两个互相产生了情愫,在小锡匠将落水的巧云救出后,巧云更是芳心暗喜,打算以身相许。“是个呆子”(巧云的嗔语)的小锡匠不解风情,离开之后,当夜,巧云被保安队的一个号长给糟蹋了。
巧云觉得对不起小锡匠,趁保安队下乡的时候,和小锡匠走到了一起。然而,这件事情却被号长知道了。他觉得小锡匠夺走了他的人,丢了当兵的脸。于是,带了几个人踢开巧云的门抓走了小锡匠,弄到庙里将他打了个半死。

巧云将小锡匠抬到了自己家里,精心照顾。而锡匠们则一起行动起来,上街游行,顶香请愿,最终逼迫得县长出面,约请了有关的人进行会谈,将号长驱逐出境。而巧云则一边悉心照料着父亲和小锡匠,一边干起了挑夫的差事。“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作品在这样非常肯定的判断或者说期望中结束了。
与汪曾祺的大部分小说一样,作者在写人与事的时候,是将它们放在一个厚重的文化背景、深浓的乡情乡风、流泻的悠久传统中来描绘的。所以,你在看故事的同时,也不知不觉随着作者的笔触深入到那份淳朴质厚的民俗民风中——展现在你面前的,不仅仅一些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人物,而是一幅浓墨重彩的风俗画卷。
这篇小说,感动我的,除了小锡匠和巧云的爱情故事,还有一点,那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人群体现出来的互助精神。
住在西边的二十多个锡匠都是来自兴化的“外地帮”。作者在介绍他们的时候,说他们“很讲义气。他们扶持疾病,互通有无,从不抢生意”。他们的头领是一个老锡匠,对他们的生活作风予以了严格的规定。可以说,正是他们,正是他们的这种优良风尚,使小锡匠活了下来,并且使恶人得到惩罚,并且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小锡匠被号长等人抓走之后,是老锡匠领着人找到了他然后救活了他。他们觉得事情并不能这么了解,于是,小说中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我相信这一幕是真实的,而且无数次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中上演过。

将一个花样少女糟蹋了,虽然知道了的人都暗地里咒骂,但按照时代特点和当地风气,也不能把这个号长怎么样。但将人打得半死就是犯法了,大概号长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不敢再露面,甚至参与打人的保安队员也不敢出来了。既然犯了罪,应该要受到惩罚的。可现实是怎样的呢?首先,保安队对于这样的凶手不但不严惩,而且还有意地庇护,他们的门口都加了双岗;其次,政府不管,甚至在锡匠们递了“呈子”要求将号长交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答复。可以看到,普通百姓是处于极端的弱势地位的,他们无端被人打了,却没有一个正当的法律制度来为他们伸冤;恶人横行,却得不到应有的报应。这,应该是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的严峻问题了。
中国的古代,法律不健全,人治代替了法治,除非碰到所谓的“清官”,百姓的利益可以得到部分保障外,其他情况下,草菅人命,徇私舞弊,荼毒生灵,那是屡见不鲜的事儿。宋代的欧阳修到彝陵为官,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拿来历年的公案翻阅,发现误判、错判、胡判的案件比比皆是。一个小小的县如此,莫说整个天下了。而这还是有勇气、有条件告到官府里的。想来那些“有理无钱莫进来”遭受了冤屈无处申诉的人就更多了。汪曾祺写的是民国时期的事儿,虽然社会状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作为一般的小民,还是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伸。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民族,不论怎样,有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百姓自我保护的制度。这种制度,有的是经过经验的积累由百姓们觉醒后总结出来的,有的是朝廷为了延续统治而特意地规定的,有的则是从先哲的思想中汲取而来的。自然,这种制度很不成体系,很不成规范,不可以上升到理论或条文的高度,但它就渗透在民间文化中,从而成为了人们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通过一定的行动表现出来,给尚有良知的官府以压力,也往往会起到令人压抑然而毕竟令人宽慰的一种效果。

小说中的锡匠们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方式。他们先是游行,以图通过这种方式来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没有旗子,没有标语,就是二十来个锡匠挑着二十来副锡匠担子,在全城的大街上慢慢地走。这是个沉默的队伍,但是非常严肃。他们表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不论怎样的政府,除了那些昏了头脑的庸官,不会不注重这种来自下层民众的力量。他们是在宣告,他们是在控诉,他们是在申讨,而这种方式无疑会引起周围所有民众的议论,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处置,直接动摇的,就是国家的根本。因为你如果不理睬或者愚蠢地采取镇压的策略,招致的,将是所有大众对政府的绝望。这,可以说是以前中国社会地位卑微、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百姓最有效的自保方式了。
除非到了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百姓们是不会做乱的。而传统观念和自我意识也在告诉他们,许多的事情是有一个度的,越过了这个度,那么,不但你所受的冤屈不得伸,而且还会遭到残酷的打压和报复。所以,锡匠们令人赞赏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的行事,有理有节,不愈常规,非常单纯。
游行举行了三天,得不到回应的锡匠们举行了“顶香请愿”。二十来个锡匠,在县政府的照壁前坐着,每人头上用木盘顶着一炉炽旺的香。在这里,作者简略地交代了一下这种作法的来历,它是传承自“大清国”的,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犯不犯法,只是“据说”而已。当官员真的不受理的时候,百姓这样做,那后果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一个不怕百姓“顶香请愿”的官员,自然会考虑到后果,也不会顾忌镇压百姓。而又有多少这样的“小事”可以上达天听呢?但不论怎样,虽然它的性质与游行相似,但已经显得不一般了,给官府造成的压力也就大了起来。

这样做的结果,最终逼得官府出现,经过协商,保安队赔偿了药钱,并且将那个号长驱逐出境了。锡匠们也就“见好就收”了。
很多年前读到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在高低不平的大街上,一行锡匠,挑着担子,排成一行,一语不发;他们脚步迈得非常缓慢而整齐,就那么沉重地走在街道上,纤尘不起,太阳炽热,他们的汗浸湿了衣服,留下一大团触目惊心的汗渍;街道的两边,并排列着观看的百姓,他们也是悄无声息,呼吸就随着锡匠们起落的脚步起伏。所有人的愿望都指向一点,所有人的眼光都望向一处。那个场面是压抑的,是沉闷的,但你从中似乎感受到大地的颤动。
我想,锡匠们之所以这么团结,这么齐心,除了前文列举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是“兴化帮”,他们不属于本地,为了谋生来到这儿。异地的生存比故土的生存更为艰难,也更需要这种性质的结合。他们的潜意识里应该是这样的想的:今天小锡匠被打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那么,等到以后自己受到欺凌的时候,得到的,也会是同样的待遇。因此,他们的游行请愿是为了小锡匠,但也是为了自己。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犯了罪的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还是希望这种遗风能随着时代的变化经过改革后传承下来。作为一种患难时的救助,一种危难时的伸手,一种悲惨时的同情,一种孤独时的关怀而存在。正如作者所说的,他不是在怀旧,他只是希望传统文化中那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要随着现代文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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