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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活人的最高境界

先讲一个故事。所谓故事,就是旧事。这个故事太旧了,旧得我们都浑然忘记了古人有这么一种活法了。
有个叫余子的人,他参加了齐国和晋国之间的一次战争。余子很不幸,他把自己的武器——一柄戟丧失了,却得到了一把矛。这让他很是纠结,于是,他就落寞地提着矛,离开战场,绞尽脑汁地思考关于亡戟得矛的人生问题。他想了许久想不通,于是,就向一个路上的行人询问:“我把自己的戟丢了,得到了一把矛。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家吗?”那个行人说:“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是吧?你失去了兵器,又得到了兵器,有什么不可以回家的?”余子听了,就继续走他的路。但他总觉得不对劲,大概他觉得出门时带着一柄戟,回家却带回一把矛,那么,回到家里的这个自己就不是出门时的自己了,至少变得不完整了。行人的这个答案,好像不是他需要的答案,还是没有解决纠缠着他内心的这个问题。于是,他又开始彷徨、犹豫、苦闷上了。

就在这时,他又遇到了一个叫叔无孙的人。这个人是个小官,属于文化水平比较高的那种。余子像溺水的人看到从水上漂来的一根大木材一般,挡在叔无孙的马前,庄严地问他:“我今天打仗的时候,我把我的戟丢了,却得到了一把矛。请问,我可以回家吗?”叔无孙思考了一下,庄重地对他说:“兄弟,这不对啊。矛不是戟,是吧?戟不是矛,是吧?你把戟丢了,得到一只矛,这个问题就大了。”余子听了这番话,忽然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他几乎是高兴地叫了一声,然后回头就往战场上跑。跑过去,战争还没结束,他就英勇地冲杀,最后死掉了。骑在马上的叔无孙看着余子跑向战场,他也开始纠结了:这事似乎做的有问题啊,作为一个君子,我今天等于救了人,可救人要救得彻底啊,那么,我真的就把刚才向我问问题的那个人解救了吗?想来想去,他觉得答案是否定的。于是,他就去追赶余子,结果也死在战场上了。
这件事与记载在古代典籍中的许多事情一样,反映出一种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的我们看去有点陌生的人生形式——我们的古人很爱较真,往往有点死心眼。像我们,多么聪明啊,想不开的问题,就不去想,照样吃我的,喝我的,睡我的。但古人不是这样,想不开的问题,就时刻贮存在他们的心里,废寝忘食地想,一秒不辍地想,朝思暮想,冥思苦想。如果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他们就不快活,不舒畅。相比之下,生命倒成次要的了。内心不畅快,不通达,还要勉强活下去,怎么看,怎么觉得意义不大。你看,余子为什么死了?他是为了寻找他可爱的戟,他是为了找回完整的自己,他更是为了让内心不再纠结。叔无孙为什么死了?他也一样啊。救人救得不彻底,这将会成为他一生的沉重背负,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事情会一直纠缠着他,成为他内心无法浇化的一个块垒。这样一来,活着就成为一种负累了。那还不如一起战死算了。所以,这两个人是一边像哲学家思考着,一边打仗的。对于他们,精神找不到出路,“不自快”,毋宁死。

以此事为代表,深入挖掘,考察古人的生活态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人做人、活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想方设法来摆脱纠结,让念头变得通达起来。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让它像一汪清泉,从质地上看,显得澄澈明碧;从流势上看,显得优游自如。比如“杞人忧天”中的那个杞人,他整天看着天,生怕天塌下来,所以是吃不好,睡不好,变得日益憔悴。那种执着和认真的劲头,怎么看,怎么觉得可爱。这至少表现出一种对自己极为负责的态度——遇到了人生难题,不轻易丢弃。只有在别人的提醒之下,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才顺心了,也才快活了。再比如“杯弓蛇影”中的那个看到杯子里有条蛇的投影的客人,他觉得把一条蛇给喝下去了,内心郁闷得不成,也只有等到下一次看到那条蛇原来是张弓的时候,他才放下心理包袱,变得轻松起来。这些虽然是寓言,但寓言不就是一个时代人们生命状态、生态意识的投影吗?孔子的弟子子路,打斗时随时会丢掉性命,可帽子却不幸地歪了,他面对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扶正帽子,然而,正是这个动作,让他被敌人剁成了肉泥。不扶正帽子,你让他这个“君子”心里就是不顺,相比而言,死亡自然成为次要的了。同样的还有高柴,逃命过程中,既不翻墙,也不钻洞,对于他,这是个原则问题,是不能超越的人生的底线。如果这样做了,哪怕逃得性命,也在道德的量尺上有了污损,从此就生活在阴影之中了。太史公司马迁不惜浓墨重彩,为那些侠客立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那些“以武犯禁”的侠义之士,他们不计生死,蹈死不顾,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用生命实现了伟大的人生仪式。什么也不能损害人生的尊严,而这尊严,就建立在自己的问心无愧上,就建立在对知己的报答上,就建立在对承诺的信守上。不这样做,内心就会充满纠结,念头就会不通达,生命的质量也便随之而沦为与动物无异的境地。许多人都争论荆轲为什么要刺秦,为什么要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为什么没有大局观而眼里只有太子丹的一己之私。这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的,而在荆轲,这个古人生活中的典型那里,不报答太子丹的深情厚意,那是不能正常活下去的事情——古人就是这么执拗,这么憨直,这么可爱。这一点,倒与亚里士多德的提法有些相似:人生,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是为了摆脱痛苦。念头通达了,也就不痛苦了,生命之风,也便变得活泼泼了。这是对精神而言,其实,中国古代人理解的身体,也是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一部中医史,也便是研究“通”与“不通”的历史。“不通则痛,通则不痛”,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和生命观。

所以,中国的古人,都是伟大的利己主义者。做人要讲诚信,不是对别人如何的问题,是自己迈不过去的问题。像尾生,像季布。如果承诺没有实现,不能坚守,不论别人知道与否,自己总是知道的。自己知道而不去履行,就成为一生的纠结,活着都累,都会做噩梦。要感恩,一饭必酬,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同样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而我们这个民族最为强调的孝顺,其实大概也是如此:父母生育了我们,抚养我们成人,我们不孝,于心不安。比如古代孝的典范——舜,他遇到的是一个愚嚣之极的父亲。但在于他,父亲慈与不慈,那是父亲的事;自己的孝与不孝,是自己的事。你尽可以不慈,我却不能不孝,这是我做人的原则。而古人所操持的准则就是如此:我做好了,我心顺,我心安,由此推己及人,人人如此,天下就大同了。
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就随之而诞生了:作为从动物过渡过来的人类,要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家庭,面对宗族,面对国家,面对天地,内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达到“通”,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不通”,总得有一个衡量标准,也就是有一个参照。这就需要哲人的规范了,而哲人最为伟大的贡献,也就在这里。这也便是各种古代思想赖以产生的基础,而在儒家,就是伦理纲常了。

孔子拈出一个“仁”字,不仁则不通,他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学的就是这个做人规范,瞅的就是这个做人高度。倘若不违仁,那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拈出一个“义”字,做事要符合道义,义之所在,蹈死不顾,哪怕众人皆醉,而“虽千万人吾往矣”。越到后来,我们越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越将一个个提法世俗化,生活化,普泛化。我们的人生是被各种规则规范了的人生,我们做到了,就成为一个坦坦荡荡不纠结的人,我们就找到了内在的幸福。所以,古代中国人的人生,首先是一种追求理想人格的人生,是一种道德的人生,到了王阳明那里,更取得一种突飞猛进的进展,懂得道理,付诸实践,此之谓“知行合一”,将知与行结为一体,就是“致良知”,就是通达的生命。
所以,许多人的卑贱和无聊,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首先是没有了人格、修养上面追求的高度,然后是没有了对关于道德、生存、生命、世界诸问题的苦苦思考。不接触,不深入,自然也就没有了纠结,更没有了因为摆脱纠结而得到的深广的通达。活得太聪明了,太狡黠了,生活也就没有问题可以穷究了。而人生境界,首先则来自一种看似愚拙的坚持和探寻。

于是,想到一个带有禅宗性质的故事。一个医生,负责医治那些打仗受伤的战士,战士被医治好了,可医生却纠结上了:他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可结果却是又把救好的病人送上了战场。这让他极为苦闷。直到有一天,他想通了一个道理:我是个医生,我的任务就是医治病人,至于病人医好了又去受伤甚至送命,那不属于我能照顾的范围;我需要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职业角色。念头通了,他又找回了以往治病救人的快乐,而且是更高层次的快乐。
于是,想到苏轼。苏轼住在惠州的嘉祐寺时,有一次到松风亭去,走着走着,他感到精力疲乏,迈不动脚了。这时就出现一个“纠结”:要么继续努力,到亭子里再休息;要么就坐在当下休息。当下休息,那是极为容易的一件事情,随意坐下即可。但他矛盾啊,目的地没有到啊。可目的地分明还十分遥远,还在放眼所见的林木掩映之中。他想了许久,忽然想通了:脚下之地又有什么不能休息的?于是,他就像条本来被挂在钩子上的鱼,忽然得到了解脱,变得轻松无比。苏轼觉得,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反映出来的道理却足够大,“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不妨熟歇”。这就是念头通达之后的好处,一旦打通了原来的壁垒,就不但是在某处歇与不歇的问题了,而成为人生遇到类似的事情都能顺风顺水地前行的问题了。

西方人信仰上帝,越靠近上帝,即越幸福;中国古人信奉自己的内心,内心越通达,就越幸福。所以,古人做事与今天的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注重过程,不太计较后果,理安即心安。不论做什么事,都会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但重在自己主观上努力了没有。努力了,在尽己所能的前提下也便心安理得了,所以,路不通,照样可以达到心通。路不通由他,心通由己,在己可以掌握之列。这就是王阳明临终时说“此心光明”的原因所在。有此,可以无愧于天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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