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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望断无寻处

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宋哲宗亲政,哲宗是个很有抱负而能力不足、见识褊狭的人,他一君临上界,就任用新党的章惇、蔡京等为相。章惇、蔡京诸人对旧党人物深恶痛绝,乘此机会大兴党籍,元祐时旧党无一能幸免于难。苏轼、黄庭坚等相继遭贬,由于秦观与苏轼关系密切,他也无法逃脱派别门户之间的中伤和攻讦。虽然他内心笼罩着“上有苍鹰祸,下有黄犬厄”(《和裴仲谟放兔行》)的变生不测的党祸阴影,虽然他处处表现出危机四伏的惶恐,虽然他也想方设法地想着避免这场祸患,但党锢之祸还是不以他本人为转移地临驾到他头上。他先被贬谪为杭州通判,继而贬为监处州酒税。绍圣三年,又被新党罗织罪名,削秩徙往彬州。
南宋的洪迈在他的《夷坚志补》卷第二的《义倡传》中记载了秦观遭贬去往郴州时路过长沙的一件事情,读来令人不胜悲怆。
秦观在长沙驿站遇到一个歌伎,这个歌伎是长沙人,姓名已经不知道了。按照宋代的制度,歌伎除非政府由于某种原因为她落籍,一般的情况下是要世袭的。这个歌伎也是如此,她家世代都是以此为业的。歌伎善于唱歌,尤其喜欢秦观的词。当时虽然全社会都流行唱词,但一首词流传到这偏远之处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歌伎每次辗转得到秦观的一首词,往往先是急切地用笔抄下来,然后不断地吟咏。对于她,对秦观是无限仰慕的,但一个在京师为官,一个身处道僻路远的他方,想见一面比登天还难。但命运在折磨秦观的时候,却给了她一个绝佳的机会——秦观因为遭贬取道此处。经过一系列打击的秦观这时是非常痛苦的,早前,他已经是名满天下,文坛领袖苏轼曾称赞他“有屈、宋才”;以前的新党元首王安石也赞许他诗歌“清新似鲍、谢”;而他在经过坎坷的考试途程后也想着做一番大的事业,在入朝为官时,曾先后向朝廷进策论30篇,其中《国论》、《治论》、《人材》、《法律》、《财用》、《边防》等文,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改革方略。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也有才能正准备大展宏图的青年一再遭贬,四海漂泊,颠沛流离,行踪不定,备受折磨,内心的酸楚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此前他写的许多词,例如重游东京城西金明池时写的《江城子》就表达了深沉的感喟和忧伤。而深秋时节行进在去往郴州道中所写的《如梦令》更是透着砭人肌骨的寒意:“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夜沉如水,秋风瑟瑟,驿亭紧闭,无处可去。饥鼠相追于坏壁之间,秋风吹拂着枯瘦的身子,一派荒寒冷落,而寒冷中马嘶声起,似乎正在应和着忧苦的心跳。可怜的秦观就在这样的情景下慢慢地走来,走向前世约定的一场凄楚的约会。

秦观到湖南后,碍于身份,那个歌伎即使听说他到来,也很难直接去见他。作为一个诗人,总会对周遭的事物充满新鲜感,秦观虽然心情郁郁,但不幸来到异乡,也四处游历,探访当地的风土人情,既在消忧,又在增长见识。大概那个歌伎实在想见秦观一面,于是,请求她的能与秦观接触的伙伴宛转地告诉秦观一声,从而替她打通这条路。歌伎中有的就将那个歌伎的愿望告诉了秦观,秦观这才知道此地有这么一个人,于是召见了她。对于那个歌伎,能与一向仰慕的人见面,欣喜之情是可以预料的;而对于秦观,在京城里见惯了艳丽多才的女子,想着湖南这里离开京城千里,而且蛮夷之人在他眼里大都粗陋不堪,虽然听说了这个歌伎的名字与心意,料来也不是一个能上台面的人,所以,也没怎么放在心上。可是,等到一见面,才发现这个女子不但姿容美丽,而且她的住处也非常洁雅别致,于是顿生好感。私下里认为不但在本地没见到过这样的女性,就是汴梁洛阳那样的大都市也不容易碰到。于是,他就难得高兴地和这个女子饮酒谈词,到了夜深才罢。对于秦观,一路风尘,艰辛漂泊,见到这么一个红颜知己,憔悴疲惫的心灵被投射进一缕生命的光焰,喜悦自不待说;而那个女子,一直住在这样荒僻幽冷的远方,虽然出于身份也见过一些大人物,但一日之间能与有生以来最为渴念的人相见,从此可以作为温暖一生的无双际遇,也应该是情摇于心,满怀感激的。她殷殷地将秦观留在自己的住处,无论是枕头被子还是席子褥子,都亲手摆放好。等到秦观睡安稳了,她才离去。天还未亮,她就殷勤地来到秦观住处,给他整理衣服,给他奉上汤水,然后在外面等待着秦观的醒来。秦观虽然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日子,但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漂泊无尽的路途上还会得到这样的侍奉,也是十分感动,特意留在这个歌伎的住处好几天。而这个歌伎并没有因为秦观住在她这里,而有丝毫的懈怠,显得更加恭敬。但两人相见已是不容易,想着长久相处更不可能。秦观是遭贬之人,不可能长时间地享受这样的安乐,他必须离开,到他被贬之处去。分别就这么快地来到了。将要分手的时候,这个歌伎是极为伤感的。她对秦观说:“我是一个身份低贱的人,命运待我不薄,在这段时间里遇到了您,侍奉了您几天。现在,您因为王命不能久留,我又不能跟着您去。这倒不是我不愿意,实在是怕我成为您的拖累或者成为别人再次陷害您的口实。我还会在这里,发誓保持节操来报答您对我的恩情。您以后如果回到北方去,希望路过时您能看看我,我死也瞑目了。”看着那双充满真情的眼睛,秦观怎么能不答应呢?

秦观到了郴州以后,在孤苦寂寞中曾写过一首词《踏莎行·郴州旅舍》,有人认为这首词就是送给这个歌伎的。全词是这样的:“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觅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按时间推测,这首词大概写于绍圣四年(1097)春三月。开篇便写漫天迷雾隐去了楼台,月色迷茫中,那渡口也显得迷茫难辨。异地的凄迷风景如同烟雾笼罩、愁绪百结的心灵。痴痴地站立在旅舍观望,那陶渊明曾叙写过的象征美好生活的桃源在哪里呢?心中装满的是对桃源一样的“乐土”的思念,而现实却是孤馆独伫,锁住了缠遍全身的春寒。它就一丝丝地渗透到身体里,逼压着滴血的心灵。夜幕降临,斜阳残照,杜鹃声切,所有的凄厉在这个突然来临的日子里都蒙盖到了自己的头上,这一个晚上应该更显得孤独与凄寒吧?你还在写信殷勤地致意、安慰着我,你的每一封表达慰安的书信,触动的都是我敏感的心弦,奏响的也是我对往昔生活的追忆和痛省,它就成为今时困苦处境的一曲曲凄伤哀婉的歌。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那就好像我的生活,它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固定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就像这绕着郴山的郴江,它自己也是不由自己地向北奔流。生活的洪流,依着惯性,滚滚向前,它总是把人带到深不可测的远方,它还将把自己带到什么样苦涩、荒凉的远方啊!
如果果真牵强地理解为是写给那个歌伎的,那么这样的词传递到她的面前,她再次抄录吟咏的时候,该怀着怎样同情与爱怜呢?

秦观的担心最终成为现实,他在郴州不久,又被先后移送到横州、雷州编管。在这短短数年间,他不断地遭受削职、除名,一贬再贬,从一般的逐臣沦为流放的罪犯,连续的沉重打击,使他的心情益趋感伤。也许是了解自己长期保有这样的心情是难以长寿的,也许是预感到了生命的不长久,元符二年(1099)岁暮,身处雷州的他,茕茕孑立,举目无亲,再也看不到一点生活的亮色,真正地走向了内心的绝望,竟然自己为自己写下了《挽词》,抒写“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荼毒复荼毒,彼苍哪得知”的深冤无告、横遭灾祸之悲;又云:“家乡在万里,妻子各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自己客死异乡,竟然连魂魄都不敢东归故乡,与亲人相见,心情的惨痛可想而知!秦观本就不是一个放达之人,在这样一次一次的折磨下,长期郁郁,在与那个歌伎一别数年后,由于精神和肉体受到过度的摧残,他那生命之火已逐渐趋向熄灭。五月,由于哲宗病逝,徽宗即位,政局发生变化,苏轼被命内迁廉州(今广东合浦县),秦观随即也受命为宣德郎,并允许北归。他在七月动身,但不幸九月在藤州(今广西藤县)逝世。
那个歌伎却是抱着艳丽的希冀在苦苦地守候着他的,她虽然身处风尘之中,表面上很温婉,却非常有气节。在与秦观约定以后,她就开始闭门谢客,独自与一个老妪住在一起,再也不去见客人了。即使官府召唤她,除非实在辞不掉,一般她都是不去的。她发誓不辜负秦观。对于一个身不由己的下层歌伎,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先不说日子不好过,就是一次次地拒绝也会招来诸多的非议与报复。但她还是一天天地坚挺着,守望着,等待着云开雾散、斯人马嘶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来得突兀,来得古怪。有一天,她睡午觉时醒来,忽然惊怪地开始哭泣了,一边哭一边说:“自从我和秦学士分手以后,他不曾到我的梦里来。今天忽然梦到他来告别,这不是什么好兆头。秦学士不会死了吧?”预感到这样的不测后,她赶快派遣一个仆人沿途去打听,而她却唯有焦灼地等待。几天后,信息报来,秦观果然死了。听到这个音信,她反而变得镇定自若,对和她一起住宿的老妪说:“以前,我将我自身许给了秦学士,现在他死了,我不能背负他。”在剩下的日子里,她穿着丧服走上了迎接秦观灵柩的征途。长路漫漫,一路走来,到达目的地后,她安闲地用手摸着棺材绕了三圈,忽然喊出一声悲天彻地的悲苦的叫声,然后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周围的人惊讶地来救她时,她已经死了。 在那样一个时代,像这样的下层女子,对生活所抱的希望是不会太大的。她的身份就决定了她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她多才多艺,也就多情多感,她爱上一个认为值得寄托终身的人也就义无反顾,这与那时女性的地位是相契合的。在岁月的风雨中,她没有像其他歌伎那样随波逐流,听从命运安排,而是始终抱着一份希冀没有沉沦。而这份希冀也回报了她,在她生命中最为美好的阶段部分地实现了。对于她,秦观就是一切,当他撒手尘寰的时候,她的生存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你可以说她的死亡是一种深沉的哀痛,但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一种幸福?

但这件事却惹出了许多的公案,就是最初的叙述者洪迈,在他的《容斋四笔》卷第九中也写下了“辨秦少游义倡”这么一条,认为并没有这样的事。他说:“我反复地想这件事,觉得一定不会有。我当时没有仔细审订,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秦观将要到杭州去的时候,身边有个叫朝华的小妾,不久后,因为怕朝华在身边妨碍他学道,就忍痛割爱地舍弃了她。不久后就遭遇党祸,按照常理,怎么会再去与一个歌伎相恋呢?”洪迈的这个解释很显然站不住脚,在杭州为官时,秦观还是壮志在胸、逍遥自适的,那时他人生相对比较平安,舍弃小妾不是什么难事。但一再地遭受党祸陷害的他越到后来,生活越变得破碎,境遇越变得糟糕,心情越变得抑郁,一个多情善感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灵也就变得格外孤苦,格外无助,倘若有一份美好的感情在脆弱到极点的这时不期而然地光顾了他,他如何会不感激涕零呢?如何会不铭心刻骨呢?得到一封来自远方的安慰的信都让他心动不已,那么何况是零落栖迟中的一份不求回报的真爱?
其实,在以前也有人抱着与我同样的观点,《莲子居词话》的作者吴衡照就对这件事深信不疑,他在这本书的卷二“秦少游遣姬”条中说:“秦少游的侍妾朝华,特别聪明美丽,秦少游担心她在身边有碍于学道,于是写了一首诗将她遣归了。也就相当于白居易所说的‘春随樊素一时归’的意思。但不久后,秦观就被贬谪往南方,在经过长沙的时候,有一个歌伎平生最喜欢他的词,秦观到了以后,就以终身相托。秦观有‘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留下潇湘去’的词句,就是送给她的。两个人感情非常好,所以秦观才把以前学道的事抛之脑后了。假使朝华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说什么的。等到秦少游在藤州去世,丧葬归来的时候,那个歌伎自缢而死来殉情了。”
吴衡照主要是从那个女子的痴情感动了秦观这一节来说的,也没有考虑到秦观当时的处境引起的心理脆弱这个问题。但他的叙述有一点与洪迈不同,那就是这个女子的死法。洪迈记述她是到了秦观的葬礼上后由于悲痛过甚“一恸而绝”的,而吴衡照则认为是自缢而死的。

其实不仅这个歌伎的死法说法各异,就是两个第一次相见的场景也有所不同。据钱穆先生记载,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更具有传奇性,也更让人感到道逢知己的悲切与感动。说是秦观遭贬行到长沙驿站后,问当地有没有歌妓,驿站主人引来了一个。这个歌妓一出口唱的就是秦观本人的词,秦观觉得奇怪,让她再唱一首,她唱的仍然是他的词,再唱,还是。秦观问她原因,她说平生只喜欢秦观的词,秦观问她见过秦观本人吗?她回答说她是一个身处荒僻、地位低下的歌女,秦观是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无缘相见。秦观于是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姓。这样,才有了以后的交往和殉情。
无论怎样,有一点是真实的:在孤苦凄凉、失意落寞的贬谪路上,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红粉知己,秦观一定是感慨万千;而那个歌女在这样一个出其不意的机会见到了心中一直仰慕的词人,也一定是欣然自喜。但命运多舛,时事难料,虽然相遇,还是无法相随,短暂的聚首后,“峡云无迹可西东”,再见已是人鬼殊途,生死陌路,所有的念想毁于一瞬,也只有以死相伴了。故事凄婉,读来令人怅然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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