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大全寒食节其实与清明节是不同的节气，一般在清明的前一天。在这天，写些文字，表达对苏轼《寒食帖》的景仰之情，别有一番雅趣。
前一阵子，因疫情被围困在四堵墙中，无法外出欣赏这草长莺飞、杏雨梨云、桃红柳绿的美好春光，囚在单位，没有书读，也没有法帖可学，每日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无聊透顶，幸好我带了电脑，每日上网浏览信息，写字读帖，一解相思之苦。
鬼使神差地，我迷上了苏轼的《寒食帖》。
趴在电脑跟前，我将《寒食帖》的字逐个放大，仔细地研读、揣摩、体会。或许，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寒食节夜晚，四十六岁的苏轼提笔挥就这幅法帖的时候，不会想到，九百四十年后，一个一直崇拜他、迷恋他的小迷弟，囚在一个陋室里，就着混暗的灯光，迷离着浑浊的眼睛，贪婪的欣赏着这幅被誉为“天下第三行帖”，从容地、细致地观察这位被林语堂先生誉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的横竖撇捺、提笔按笔，体会它的疏疏密密、浓浓淡淡，揣摩他惆怅孤独、苍凉多情的人生心境。
一篇法帖，因得了苏轼的题诗和名号而名扬天下，拥有了不朽的力量，流传了九个多世纪，而书写它的时候，或许只用了十分钟，或者更短。
原因无他，因为，写《寒食帖》的时候，苏轼四十六岁。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刚摸上五十岁的门槛，也算苏轼的“同龄人”。然而，我的五十岁和苏轼的四十六岁，隔着月落星沉、地老天荒。
苏轼四十六岁的时候，刚迎来他的“至暗时刻”。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一个自小被誉为神童，沿着所有文人梦想的道路按部就班的读书、考试、做官的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会遭遇牢狱之灾，更不会想到，起点很高又名满天下，深得神宗皇帝信任，“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的苏轼，此后人生的大半时光，不是被贬谪就是在贬谪的路上，而让他遭受如此磨难的，就是这位被赞为“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的神宗皇帝。
历史，从来都充满了波谲云诡，变幻莫测。
坦率地说，宋神宗，这位大宋王朝的第六位皇帝，相貌不凡，敏而好学，自小便“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所以立志要“雪数世之耻”。其父英宗皇帝在位时，王安石的变法理论在社会上便广为流传，影响很大。神宗在被立为皇太子的时候，便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治国理政思想非常赞赏。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神宗即位。但他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官僚臃肿，政费繁多，军费开支庞大，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大宋王朝财政年年亏空。同时，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于是他对太祖、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深信变法才是唯一的出路。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受命入京，与神宗深谈，和盘托出了他关于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神宗听完了之后，感觉王安石就是那个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天降之才”，而王安石也被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轰轰烈烈的变法开始了。
新法一出台，朝野哗然，指责和谩骂声一片，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神宗不为所动，对所有反对新法的官员，要么请辞，要么遭贬，总之，为了新法，他不惜大动干戈，得罪群臣，这里面包括赏识苏轼的师友欧阳修、富弼、文彦博等人，一时朝野旧雨凋零。
起初，苏轼还认为新法有可取之处，但在如何改革的具体问题上与王安石产生分歧，对变法做了全面批评，并在给神宗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责实，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强而复之，则难为力……”这下可惹恼了王安石。
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在神宗皇帝面前奏了一本，陈说苏轼的种种过失。苏轼看情况不妙，于是自请外放，被授为杭州通判，后又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等职，开始了第一次外放。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四十三岁的苏轼由徐州调任太湖之滨的湖州继续担任知州。到任后，依据宋朝官员迁徙的惯例，他给皇帝上了道奏折《湖州谢上表》，无非是尽管过去自己并无太多的政绩，但是感谢皇恩浩荡，仍然以此美缺相赐。这本是篇依例的应景文章，然而，生性执拗的苏轼却在这篇谢恩表中不合时宜地发了几句牢骚，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几句牢骚，却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就是这几句，彻底惹恼了变法派。据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的论述，“新进”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下其实是有所指的，主要指的是追随王安石变法而得到突然升迁的那些无能后辈。这下子苏轼的麻烦来了，一群官员马上站了出来在神宗面前弹劾他，对他进行“群殴”，这其中，既有监察御史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御试中丞李定等王安石的铁杆，也有在中国科技史上赫赫有名的科学家沈括等，可以说，变法派打定主意要扳倒苏轼，即便是宋神宗再想保护他，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刚开始的时候，苏轼还很不在意，并且还跟周围的人开玩笑说：“今后不愁我的诗皇上看不到了。”然而，随着弹劾他的人越来越多，事态的发展日趋严重，这时苏轼有点害怕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苏轼还是被下了大狱，被通宵达旦的刑讯逼供。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交给狱卒，托其转交给弟弟苏辙。其中一首写到：“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活脱脱的是生死别离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后来，在曹太后、苏辙以及王安礼等人的劝说下，神宗皇帝赦免了苏轼，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其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县武装部副部长，无“签单权”，这才逃过了一劫。
初到黄州的苏轼，人生很低落，居无定所，住在黄州东南的定慧院，生活很困难，黄州知州很同情他，就把黄州东门外的一处小山坡交给苏轼耕种。苏轼非常勤劳，一天到晚在地里忙乎，这才解决了家人的吃饭问题。因这处山坡位于城东，苏轼想给自己起一个名号，干脆就叫苏东坡吧。你没看错，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苏东坡，“东坡”二字这么来的。
方从囹圄中脱身，苏轼对于人生有着更多的感悟，失去尘世间的浮华，得到的却是心灵的净化。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那年寒食节，苏轼有感而发，写了两首五言诗：
其一：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偸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其二：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
能看得出来，这两首是在满怀悲凉的心境下写的，尽管娓娓道来，还是充满了清苦苍凉。自己才气十足却无用武之地，心中难免低落消沉，而且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不仅吃得寒酸，甚至连一把烧火的干柴火都没有，表达出苏轼时运不济谪居黄州的灰暗烦闷的心境。
坦率地说，从诗文的角度来看，这两首诗并不算上乘之作，可以说比较平庸，然而，当用书法艺术表现出来的时候，那淋漓多姿、意蕴丰厚的书法意象酿造出来的悲凉意境，遂使《黄州寒食诗帖》成为千古名作。
应该说，苏轼对于寒食节的来历肯定是清楚的，介子推当年面对公子重耳的威逼利诱，选择与母而归，不惜被火焚死，留下一段佳话。而此时的他也面临着“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的两难，尽管这种难不可与介子推同日而语，但面对着“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的窘境，他明白，自己的大好年华已经过去，政治上的春天也一去不复返，想回朝廷，水太深回不去；想回老家，老家又在万里之遥，所以他哀叹“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这对一个人到中年的苏轼来说的确有些残酷。他的内心跌落到冰点，只能绝望地说：“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表现在这幅诗帖上，字体前小后大，笔姿从细到粗，墨色始淡终浓，节奏缓起渐快，越写越奔放，如滔滔江河，不可抑制，将自己贬谪黄州后的抑郁失意之情和全部伤感、哀愁，泻于毫端，刚柔相济，以柔寓刚，外韧内强，纤拙适中，寓忧患之意于点画使转之中，但沉郁又不失旷达，给人以巨大的情感和视觉冲击力。
据说，这篇诗帖完成后，第一个欣赏的是他的朋友和学生黄庭坚。黄庭坚看后，有感于苏轼的遭遇，在卷后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 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意思是这件书法作品有颜真卿、杨凝式和李建中的笔意，如果让苏轼再写一遍，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他怕将来苏轼看到他的题跋会不高兴，于是又写道这是自己“于无佛处称尊”。
其实，书画对于苏轼来说，完全是无心插柳。他曾自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又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然而，就是这样的率性而作，却成了中国书坛的一段佳话。
谁也没有想到，这篇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像苏轼的身世一样，历经磨难。在元代，由于蒙古皇帝深受汉文化影响，对苏轼的这件作品很喜欢，收藏在内府，成为国家重器。后来，在战乱中，这篇诗帖流落民间，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到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对传统文化很是喜爱，广搜天下书画，于是《寒食帖》又被官府收藏。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寒食帖》未能幸免，如见在卷首处乾隆御笔“雪堂余韵”的地方能明显看出火烧的痕迹。清末，《寒食帖》被收藏家颜世清以六千元购得，后又以六万元卖给了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从此《寒食帖》东渡日本流落海外，伴随着它的又是接二连三的磨难。1923年，日本关东发生了大地震，由于日本的房屋多为木质结构，所以地震引发了大火。菊池惺堂的家也被大火包围，眼看自己的藏品就要被毁，菊池惺堂奋勇冲进大火抢救出《寒食帖》和北宋《溪山兰若图》和南宋《潇湘卧游图》。在二战期间，盟军轰炸东京，也许是苍天有眼，《寒食帖》逃过一劫，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二战结束后，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得知《寒食帖》在日本，由于他也喜欢收藏书画，于是叮嘱友人重金收购了《寒食帖》，并在自己去世的时候，嘱咐儿子将《寒食帖》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才让它结束了跌宕的命运。
历代书法家对这篇诗帖的评论很高，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说：“余生平见东坡先生真迹。不下三十馀卷。必以此为甲观。已摹刻戏鸿堂帖中。董其昌观并题。”乾隆皇帝曾评价道：“东坡书。豪宕秀逸。为颜杨以后一人。此卷乃谪黄州日所书。後有山谷跋。倾倒已极。”正是因为有历代书家的赏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更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进行对比细分：“《兰亭序》是文人雅士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这种说法不是非常准确，但也很有趣。
谁也未曾料到，当年苏大学士在寒食节寄怀，哀叹自己空庖、寒菜、破灶、湿苇的贫苦生活，感叹现实中的自己报国无门的无心之作，却成就了中国书坛的一段传奇。
当九百四十年后的寒食节来临的时候，我再一次端详这篇诗帖，又何尝不是端详自己年过半百的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