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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寿 -钱穆

  在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的明清两代,晚明诸老大都得享遐龄。关于此,钱穆先生有着极为精辟的议论,在《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2月)这本著作中,钱先生专门讲述到晚明诸儒的学术及其精神。其中他说:“厥为晚明诸老之各臻大寿。此层虽若小节,然正可由此窥见诸老精神之一斑。举其著者,孙夏峰年九十二,黄梨洲八十六,李二曲七十九,胡石庄七十五,王船山七十四,顾亭林、颜习斋七十,张杨园六十四,陆桴亭六十二。当时第一流学者绝少活在六十以下的。”在论述到其中的原因时,钱先生说:“论其原因,则人之寿命,实由其人内心之坚定,外行之纯洁,意志力之强毅,全部人格之调整,始获享有高龄。”可谓不易之论。
人是否长寿,自然与遗传、营养、生活环境、医疗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密切相关,但自身的修养却也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晚明遗老,从其他方面来看,与当时其他诸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大都得享遐龄,就在于他们精神的强健,目标的高远,意志的坚强,内心的恒定,人格的高标。所有这些,都与他们生活的时代息息相连。
  

  明代末年,实为中华民族历史一极大转折。在内民生凋敝,饿殍遍野,李自成、张献忠等揭竿而起,国势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有志之士莫不或者扼腕长叹,或者尽己心力;在外满洲兴起,虎视鹰扬,战争频仍,明军屡败,关心国事的大儒们看在眼里,无不忧心如焚。继而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清兵在吴三桂引领之下,拥兵入关,占领北方。大好江山,沦入敌夷之手。然后清兵逐渐南略,在刀光剑影、铁戟长铩、马蹄翻飞中统一中国。眼看大局已定,接着侵侮文化,薅发令起,引得汉民反抗,结果杀戮无数,血流成河。最终异族占稳江山,悠悠华夏,为之一变。
晚明诸老,就生活在这一巨大的历史变迁之时。应该是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们自觉地承担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他们的眼光盯的,是民族的兴亡,是文化的传续;他们的心魂系的,是百姓的疾苦,是君国的更替。他们的内心满怀焦灼,却与自身的安危祸福无关;他们的奔走艰难危险,却与个人的利益得失无涉。一个人能否长寿,要看这个人的心胸有多大,这个人的追求有多高,这个人的目标有多远。塞满整个心胸的,是那些民族之事,家国之事,文明之事,那么,个人的事情就肯定退而居其次基本漠不关心了。撇开渺小的自我,眼观宇宙,心系苍生,情牵天下,方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我,一个大我,就自然地拥有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气概沛然流淌,充塞天地,显得高标蹈世,显得卓而不群。这种崇高的修养,就决定了他们的长寿。

晚明诸老,大多有着坚定的意志和宽广的胸怀。受当时环境的影响,生活在北方的诸儒,生计很成问题。先是天灾,后是人祸,尤其先是起义军兴,烽烟四起,朝廷也是役税加重,搞得生灵涂炭,朝不保夕;后是清兵入关,战争更为残酷,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而北方诸儒,几乎全都生活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中。南方诸儒家境虽然显得较为优裕,但等到清兵逐渐南侵的时候,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仁人志士无不积极主动地参加到抗清斗争之中,事情不成,又企图恢复,更多了一层苍凉的悲壮。有的人,身陷牢狱;有的人,远避深山;有的人,奔走江湖。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饥寒交迫、囹圄之灾中,他们仍然操持着个人的节操,不屈服,不投降,不退避,不畏缩,在鼓角铮鸣、流血漂杵的时代,勇然屹立,站成一道卓然的风景。世道的艰难,考验着他们的意志,而他们先是果敢地显现出多年儒家修养的功夫,继而更用这种功夫与贫穷与危难对抗,在时代的风云中更加坚定了这样的功夫。他们没有了追求富贵的意识,民族大义、国家危亡成为思想的主流,故而也就不会“汲汲于富贵”,哪怕是出外谋官,也在于挽狂澜于既倒。他们意志坚定,眼界阔大,忘怀自身,自然也就不会“戚戚于贫贱”,纵然生活无以为计,仍然精神悍然,只因为内心存其大者。坚定的意志,成就了宽广的胸怀,宽广的胸怀,更助成了坚定的意志。他们俨然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如此的意志,如此的心胸,纵然风吹雨打而不灭,即便千锤万凿而愈坚,没有自怨自艾的哀叹,没有穷途末路的放弃,没有脆弱温软的自怜,有的,只是一片如钢如石的坚韧,这也决定了他们的长寿。

晚明诸老,多能在“内圣”与“外王”两方面下功夫,这成就了他们的大气和鸿烈,凝定和通达。这也成为长寿的必要条件。汉唐诸儒,可以说在“外王”上用的功夫深一些。他们注重“明经达用”,研究学问也好,提高修养也好,都是为了有用武之地,颇有外放发扬的气概。宋明诸儒,受佛教道教影响,更为注重“内圣”,强调内在的修炼工夫,在心性上下狠功夫。而到了明末,面对社会的动乱和异族的觊觎,面对民生的凋敝和文化的危机,晚明诸儒要显用于当世;而宋明以来的修养心性的思想,他们也是同时具备。而且这两者,于他们自身会通交融,达成一片。既有了忧患之下的担当意识,又有了内在的恒定和凝静。外界纷扰,投身即可,而内心却存在大的气略。这种气略,决定了他们的勇于担当,又能退能进;心忧家国,又能找到为国家为民族之追求的大道。没有郁结,只有泊然雄然之豪杰之质。故而,长寿必然。

晚明诸老,浸心学问,他们各个“博学于文”(顾炎武语),由此,便具备了汪洋恣肆的宏大气魄。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各有所专。比如,黄宗羲擅长经史文献,皓首穷经,孜孜以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顾炎武长于礼俗政制,苦心钻研,以为时用,奔走于边塞要地,提出诸多政治主张;王夫之善言天性,穷究经典,翻陈出新,自有深刻洞见,所提观点,烛照后世;颜元主张“习行之学”,专心教育,积极用世,注重实习实行。而且他们无一不是著作等身。他们无不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而这种成就的取得,则得益于他们内在精神的凝定和用力之深。学问的广大和精深,必然来自这个人的专注与顽强。专心于学问,并且尊重自己的内心追求,就不会因为外界的风雨而引起心襟的摇撼;有着能够让他们投射进所有精力和眼光的目标,便在不知不觉中抑制了其他外物的诱惑。相比之下,物质上的享受、人情世俗的纷扰,都退而居其次。这样的人,精神的专一到了极点,生死两忘,自然长寿。

晚明诸老,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在他们的身上,闪烁着仁爱的光芒。所谓“仁者寿”。因为仁,便多了一分朴拙,多了一分大德,多了一分胸怀,多了一分气度,多了一分担当。而“仁”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爱”。这种“爱”是超越狭隘个人的民族之爱,文化之爱,事业之爱,赓续之爱。这样的爱弥漫天地,充盈人间,个人便拥有了一种鬼神不惊的从容高华。他们的长寿,是时代赐予的,是文化赠给的,更是个人的修炼达成的。
这种长寿,与那些处身优渥、宦养身心的长寿不同,他们的长寿,牵系着一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引动着时代的风云和文明的传承,蕴蓄着文化的发展和再生。“虽与日月齐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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