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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医生的风骨

矢原谦吉(笔名谦庐),原籍日本。他于1926年,从德国学医归来,应山本医生的聘请,到了中国北京悬壶济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少壮以迄六旬,所历病人,何止数万”。在这中间,他与当时北京的达官贵人、政坛红员、失意官僚多有交集。中日大战爆发之后,日军占领北京,逼迫矢原离开,他个性坚强,不屑苟合,毅然移居德国。等希特勒上登后,又旅居美国。最终于二战时病逝于美国。
正是在晚年异国的生活中,他既深深怀恋北京的旧居,又时刻思念以前的良友。于是,援笔成文,写成《谦庐随笔》一书,“所备吾子孙他年重逢我旧雨时,挑灯夜话之资。亦所以示我中土友人,余虽颠沛于万里之外,仍不敢忘故人也”。殷殷深情,眷眷感慨,令人感佩不已。

《谦庐随笔》这本书,由诸多短篇回忆构成,每篇或记一人,或记一事,都是作者亲历亲闻的。一方面,作者十分热爱中国,另一方面,他又有着异域高级知识分子的眼光,用相对客观的笔调记人记事,便提供了许多被历史掩埋的真相,而作者的好恶,也鲜明地体现在了其中:他厌恶那些高级红员的飞扬跋扈,仗势欺人;痛恨那些军阀士官的为非作歹,草菅人命;对于一些身居显位却品性恶劣的人,更是充满了深深的鄙夷;他叹惜中日关系的日益恶化,对日本军国主义抱有强烈的反感。处处都显现出一位具有自我判断力的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刚强,显得极有风骨。
当时北京城里出了个“义贼”燕子李三,这个人豪侠疏财,喜欢劫富济贫。不幸被侦缉队逮捕,而引起了公愤。侦缉队长叫马玉林,在舆论逼迫之下,对记者宣布:燕子李三将受到特别优待,不会让他受刑,也不会给他上镣。在欺瞒民众之后,他为了防止李三越狱,竟秘密将李三的足胫斩断了。矢原听闻此事,十分愤慨,将马玉林视作是“小人”,并且在马玉林找他看病的时候,既看不起他的为人,又不想“取其诊金,玷污吾手”,拒绝了给他看病。作为一名医生,自然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然而,矢原也保有自己不治的权利。通过这种手段,来表现了他的不满和义愤,也表明自己做人的原则。实属难能可贵。

当时宋哲元所属的二十九军军需,全部依赖萧振瀛掌控。萧振瀛为人左右逢源,善于筹款,娴于经营,却贪污舞弊,贪得无厌。军服贱买贵卖,中饱私囊;军粮搀沙搀石,以少报多。搞得下级官兵对他恨之入骨。矢原非常看不起萧的为人,耻与之伍。但萧对他却是优厚有加,每每要与矢原结为兄弟。矢原很正直,虽然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私怨,他就是看不起这样的人,始终坚决拒绝。后来有人告诉他:萧振瀛自诩为日本通,能把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你作为一个医生,始终不肯就范,等于深深地伤害了人家的自尊心。劝矢原妥协。矢原坚定地说:我家世代相传的做人原则,就是“守正不阿,扶正排佞”,这个人为人,确实不是君子,和他交往我都觉得为难,更莫说结拜了。何况这个人幸亏晚生了几十年,如果遇到我的祖先和父亲,一定会用武士的剑来教训他。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萧振瀛确实想与矢原交好,两人之间没有丝毫嫌怨,另一方面,萧振瀛此人长袖善舞,不但官居显位,而且结交众多,矢原倘若稍加折节相交,完全可以借助与他的关系获得巨大的利益。但矢原却颇有君子风范,宁可得罪此人,也不愿与他深交。对于这种“佞人”,他有着天然的排斥,这种排斥与其说是性格使然,毋宁说是他有着渗透在骨子里的正义感。后来,萧振瀛害死了一个揭发他丑恶行径的爱国青年,矢原鄙视萧的心理,“自是更甚”,并且对于爱国青年长埋异地感到抱恨终天。这都是他为人风骨的体现。而此类性质的事件的背后,却也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他对中国国势日衰、奸人当道的忧虑。由此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第二故乡的由衷关怀。对于一位日本人,确实难得。
正是基于此,对于那些政权易手时面临危难的政界人物,或者无端受到伤害的义士,他虽然屡屡说不关心政事,却仍然出于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予以援救。尤其在受到一个名叫克利的大夫的影响之后,对于北洋时代那些一旦失败下野之后命在须臾之间的人物,他是“难中匿人不再稍有迟疑顾虑矣”。矢原有一个叫丁春膏的朋友,因为受到诬陷,被张学良逮捕。一向不愿意利用病人关系的矢原在无可奈何之下,怀着一种焦虑的心情,多方奔走,通过病人的关系来加以营救,甚至为此求到他的日本同胞。在丁春膏得不到释放的情况下,他又利用关系把丁春膏的家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因为,他认为“余与丁有金兰之交,更觉赴汤蹈火,义不容辞”。这种出于良知对下野者不计姓名的救助,这种为了朋友两肋插力的行为,颇有古代仁人志士的风范。时穷节乃见,中国古代义士风仪在矢原这位日本医生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赞叹之余,也令人感慨万千。

当时中日关系逐渐恶化,沈阳事件、上海之战、长城之战之后,矢原在北京的处境变得日益艰难。日本领使馆也有人认为他孤身在异国,经常担心他被华人朋友和雇佣的仆人包围,导致对世局的看法不能与日本当道相同,所以劝他“安全为上,迁地为良”。就连不了解他的朋友也感到诧异:中日交恶如此,而作为日籍医生的矢原为什么就留华不去,诊病如昔呢?对于此,矢原的态度很明确,他虽然因处身于复杂的环境之中,深以为苦,但“唯一生事业均在斯土,而彼邦友人待我不薄,何能遽然舍去,从头另起炉灶乎?”可以看到,矢原之所以在形势危难之时选择留在中国,一方面,是为了他在北京开辟的事业,另一方面,则是感激此地人们对他的情意。真有点情之所在,奋不顾身的味道。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哪怕形势不绝如缕,仍应坚持,无论是事业,还是情意,绝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安危而舍弃,如此风骨,真是感人至深。
作为一位日本医生,在中日交恶的局面下,矢原也自然会受到冲击。他家的大门上,不时有人乘夜用粉笔大书“杀尽倭奴”或“食尔肉,剥尔皮,方消我等心头之恨”的标语,甚至出现有人用自制的封条交叉贴于门上的事情,而一些青年学子,则来到诊所门前,劝告为他工作的仆役和司机离开。这个时候,矢原充分地表现出他作为一名医生忠于职责的操守。形势纷乱之下,邀请他看病的陌生病人忽然增多,护士、司机和传达都劝他不要轻易前往,以免遭受不测。但矢原却坚定地说:“作为一名医生,倘若碰到病人急召,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是医生的职责,也是医生的道德,绝对不能忽视。不论政局如何变动,对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就出现按照地址前往而遍寻不见的事情。但他仍然无怨无悔,充分体现出一位医生的高尚风骨。

作为日本人的矢原,自然是爱他的国家的,但当中日关系出现危局的时候,他对中国人的爱国行为予以了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当时三十二军的军长商震打了败战,向新闻界解释说:“我们之所以打败,是因为缺乏钢盔。”此言一出,举城若狂,募捐者比比皆是,矢原看到这种景象,很受触动。他诊所左近,有几个小学生就在雨中劝人募款,全身都湿透了,也不躲避。矢原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同情这些孩子,让女仆煮了一盆热可可,邀请他们到屋子里喝了驱寒,以免感冒。孩子们看到诊所是日本人开的,坚决不进。矢原没办法,就取了几把雨伞,并且再三声明是华人司机和仆役的私人财产,“无碍国体”,孩子们才勉强接受了。矢原的感受是:“其爱国自重之精神,实足起敬。”读到这一节,既为这些孩子们的爱国行为而深深感动,也为矢原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而深深感佩。

对于学生是这样,对于仆人的爱国行为,他不但关心,而且帮助。有一天,司机向他恳求预支薪水,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要给女朋友购物啊?司机的回答大出他的意料:二十五师的师长关麟征在医院养伤,他要捐款表示慰问。这位司机捐款归来后,矢原手下的护士、传达和园丁都要效仿,矢原都一一给了他们钱。他的日本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惊诧,致电问他。他说:“人皆有国。我虽为渠等之主,亦无由强之不爱其国也。此理甚明:盖悬壶谋生于此邦,而此邦中人食我衣我,亦未尝强吾不爱我之故国也。”既然别人不妨碍自己爱自己的国家,那么,自己当然要也为他人着想,不能妨碍人家爱人家的国家。这是一种博大的心胸,远超一般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后来,发生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有一个叫施德全的厨师,烹饪技术很是高超,被矢原聘请。有一次,一个叫长谷川的教授来矢原家做客。这个长谷川人极开明,政见上也不赞同日本当道,在本国也不被掌权者喜欢。等到矢原为他饯别的时候,施德全问他:“这个长谷川,是贵宾吗?”矢原不假思索地说,是的。结果这顿饭吃得矢原吐泻交加,几不能支。在接到长谷川的电话后,才知道长谷川也患了同样的症状,差点死去。矢原马上怀疑到了施德全,找这个人时,他已杳如黄鹤了。半年后,矢原又偶然遇到了施德全,施德全向他解释说:我认为长谷川是海军侵华的将领,所以决定惩罚他,如果不是大夫您在座,我一定会加数倍的药量。现在我知道了实际情况,没有想到日本人也有好坏良善之分,确实对不起您啊。矢原不但予以充分的理解,而且温言安慰施德全。最终获得了施德全全身心的感激。

矢原是正直的,也是睿智的。他看到了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热爱,并且由衷地赞佩、支持这种热爱。但同时,他又看到,在国势危急的情况下,那些达官贵人为了庆祝母亲的生日而大肆挥霍,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些掌权要员中饱私囊,发国难财,为所欲为,对于正义之士,则是不遗余力地予以迫害;国力凋敝,民不聊生,形势危殆,诸多当权者却是求财求色,作威作福,纸醉金迷,贻误国家。有风骨的人,既会坚守自己的节操,会坚守自己的立场,所以,就有了以上对于普通百姓爱国行为的支持和理解,但势必也会伴随着对这些贪官污吏的极度不满和愤慨。掩卷沉思,想到中日战争时那些日本将领对中国铁血军人的尊重和敬佩,想到矢原笔下那些平凡的学生和仆役朴素的爱国行为,令人感慨万千。这种美好的传统,被一个日本医生敬而重之的传统,我们是绝对不能遗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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